光绪二十六年,公元一九〇〇年。首隶,天津卫,城南陈家沟。
这一年,老天爷没给活路。开春以后一滴雨没下,麦子还没长到膝盖高就枯了,地里裂开一道道口子,宽的地方能伸进去一个拳头。到了六月,又是连着半个月的暴雨,把剩下那点庄稼全泡烂了。
灾民从西面八方涌进天津卫,街上到处是拄着棍子、端着破碗的人,有的饿得走不动了,就靠在墙根底下,眼睛半睁半闭,不知道是死是活。万龙那年十西岁,蹲在自家门口,手里攥着一把干土,看着那些灾民从眼前走过。土是从地里抓的,干的,白的,从他指缝里漏下去,被风吹散了。他攥了很久,久到手里什么都没有了,还攥着。
万龙是万家的长子。他爹万德厚,在码头上扛大包,一天挣十几个铜板。他娘李氏,在家给人缝补衣裳,挣几个零钱。底下还有三个弟弟。
灾荒一来,码头上的活少了,洋人的船不来了,朝廷的兵也不来了。万德厚有时候一天也挣不上几个钱。李氏的缝补活也少了,人家连饭都吃不上,哪还有钱缝衣裳?家里断了顿,万德厚把腰带紧了又紧,把最后半袋子苞米面交给她娘,说:“省着点,一家六口,还能撑几天。
”李氏接过面袋子,用手摸了摸,薄薄一层,盖不住袋底。她没说话,把袋子放在灶台上,转过身去擦眼泪。
万德厚在家里待了三天,坐不住了。他出去找活干,跑了整整一天,天黑透了才回来。李氏问他:“找着了?”万德厚点了点头,声音不大:“大沽口修炮台,朝廷招工,一天二十文,管一顿饭。”李氏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大沽口离天津卫一百多里地,修炮台的活又苦又险,前些日子听说塌方砸死了好几个人。她不想让男人去,可是不去,一家人吃什么?
万龙站在灶房门口,听着爹娘说话,没吱声。他把手插进裤兜里,攥着那枚磨得发亮的铜板——那是他攒了半年攒下的,本来想买个新笔帽,笔帽没买成,铜板还在。他走到爹跟前,把铜板递过去。
“爹,给你。”万德厚低头看着儿子手心里那枚铜板,黄澄澄的,被手心捂得温热。他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,伸手摸了摸万龙的头。“龙儿,你留着。爹能挣。”
第二天天不亮,万德厚就出门了。李氏站在门口,看着男人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。万虎、万豹、万熊还在炕上睡着,万龙站在娘身后,也看着爹走的方向。
雾很大,什么都看不清,但他还是看着。万德厚走了七天,消息传回来了。大沽口炮台修到一半,塌方了,压死了十几个人。万德厚就在其中。
来人是个同村在码头上扛大包的汉子,姓刘,跟万德厚一起去的。他站在万家门口,浑身是土,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血痂,嘴唇干裂,说话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“万大嫂,德厚哥……没了。”李氏手里的鞋底掉在了地上。她张了张嘴,没发出声音。万虎、万豹、万熊从屋里跑出来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看着娘的脸色,吓得不敢出声。
万龙从灶房里走出来,手里还拿着柴刀——他正在劈柴。他把柴刀放在墙根底下,走到刘叔面前,问:“刘叔,我爹呢?”刘叔不敢看他的眼睛,低着头说:“埋了。就埋在炮台边上了。回不来了。”
万龙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,没有哭,没有怒,没有恐惧,什么都没有。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枣树叶子的声音,沙沙的,像有人在叹气。
过了很久,万龙转过身,走到娘面前,蹲下来,把那块掉在地上的鞋底捡起来,塞回娘手里。“娘,别哭了。爹不在了,还有我。”李氏看着大儿子,眼泪哗哗地流。她想说点什么,但嘴唇哆嗦了半天,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万虎站在旁边,攥着拳头,眼眶红了,但没哭。万豹低着头,把万熊拉到身边,捂着他的耳朵,不让他听。万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仰着头,看着大哥,眼睛一眨一眨的。
万龙站起来,走到刘叔面前,说:“刘叔,谢谢你。你回去歇着吧。”刘叔走了。万龙把门关上,转过身,看着娘和三个弟弟。天很亮,太阳很毒,晒得院子里的黄土发白,但他觉得眼前是黑的。什么都看不清,什么都不敢看清。
万德厚死了,家里断了经济来源。李氏接不到缝补的活,只能去给人浆洗衣物,一天挣不了几个钱。万龙不念书了,跑到码头上去找活干。工头看他年纪小,个子矮,不想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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